1928年夏天，北平香山的一次谈话，埋下了蒋桂翻脸的伏笔。蒋介石对冯玉祥感叹：“沪、广、汉、平，都让桂系占住了，这个局面，总得想个法子。”这句略带无奈的话，当时不算正式议论，却折射出一个事实：北伐刚刚告一段落，表面是一片“团结胜利”的景象，内里却已经暗流涌动。
这一年，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兵锋直指中原，白崇禧被誉为“北伐名将”，黄绍竑握住广西老巢。桂系三人，像是摊开在地图上的“三段”：北面，是李、白控制的武汉、南京一线；中间，是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队；最南边，则是广西腹地。蒋介石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，他看到的是一条连成片的“桂系防线”。
有意思的是，蒋与桂系之间的矛盾，并不是从大战开始，而是从“蜜月”走向“猜忌”，再一步步滑向刀兵相见。更关键的，是在桂系全面崩溃、主力逃离之后，一个本应替蒋“收拾残局”的新广西“四号人物”——俞作柏，却搞得一团糟，将蒋介石辛苦布局的“削桂计划”变成了桂系复出的机会。
接下来的故事，就围绕这个过程展开：从北伐时期的紧密合作，到编遣风波、湘变爆发，再到两湖瓦解、桂系退往香港与越南，最后，看他们如何在俞作柏的失控中重新掌权广西。
一、北伐同盟：从“并肩作战”到“心照不宣的防备”
1926年7月，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。那时候的蒋介石和桂系，还是彼此离不开的盟友。
东路军主力是蒋介石的第一军和桂系的第七军，目标直指长江下游的宁、沪、杭一线；另一部分桂军则配合西路军，从湖南、湖北方向北上。短短一年多，北伐军击溃吴佩孚、孙传芳等军阀，战果耀眼，桂系的军功尤其突出。
李宗仁率部在武昌、汉口一线作战，白崇禧在龙潭一战中组织反击，击退北洋残余部队，声名大噪。很多军政人物后来都承认一句话：没有桂系，北伐之路要艰难得多。
然而，战场上的合作顺利，政治上的分裂却很快露头。1927年，宁汉分裂，蒋介石在南京，汪精卫在武汉，各有一套“统一大业”的说法。桂系看得很清楚：谁能掌握军权，谁就有话语权。李宗仁一边在战场上配合作战，一边在政治上谋取更大话语权。到1927年8月，蒋介石第一次下野，“请假”离开南京，桂系就在其中起了不小作用。
蒋介石退居日本一段时间后，形势很快逆转。1928年初，蒋、汪复职，北伐继续推进。东北易帜，北伐宣布完成。就在这一年，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，蒋介石、李宗仁、何应钦、白崇禧四人组成常委核心，桂系一度掌握了极大的军政权力。
要说那时桂系有没有“野心”，答案其实不难判断。南京这边话事，武汉那边有军队，广西是老巢，他们既要保住既得利益，又想在全国格局中占更大位置。蒋介石则认为，这是典型的“尾大不掉”。在香山、汤山等几次内部会议上，蒋多次向冯玉祥、何应钦发牢骚，重点只有一句：桂系势力太大，“沪、广、汉、平”都被他们笼罩，这个局面对“中央集权”非常不利。
以此看，蒋桂翻脸，其实不是单纯的“个人恩怨”，而是扩张中的桂系，与要“削藩”的蒋介石之间的结构性矛盾。北伐一结束，蜜月期自然也就到头了。
二、编遣风波：桂系拖字诀与“湘变”导火索
1929年一开年，一件看似普通的事情，把矛盾推向台前——编遣问题。
北伐之后，国民政府军队膨胀得厉害，各路军阀部队挂着“国军”名号，番号繁多，军费开支巨大。蒋介石提出要“编遣”，说白了，就是裁军、整编，把各地军队缩减，收回部分兵权，尤其是像桂系这样握有大块地盘的“地方集团”。
编遣问题一摆出来，桂系就看出门道。他们拖延、推托，名义上配合，实际上就是不让。李宗仁在武汉，胡宗铎、鲁涤平等人在两湖，都对编遣方案“表面附和，实际抵触”。蒋介石则一边在南京布置，一边悄悄调动中央嫡系力量，并开始暗中策反桂系内部人物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段时间里，蒋介石对两湖地区的布局特别用心。原因很简单：湖南、湖北正好卡在桂系北上与南退的要道，如果把这里控制牢了，等于从中间割裂桂系的“头”和“尾”。
就在这种紧绷状态下，1929年3月，一场被称作“湘变”的事件爆发。胡宗铎，当时是武汉卫戍司令、湖北清乡督办，桂系骨干之一。因手段强硬，又加上清乡时行动残酷，被人背后叫做“屠户胡”。
胡宗铎与湖南方面的鲁涤平长期不和。他一气之下，居然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，宣布撤销鲁涤平的职务，还派军队向长沙进攻，把一个本应由中央处理的军政纠纷，硬生生变成地方武装冲突。
“这个电报发出去，事情就收不住了。”有回忆录提到，当时李宗仁在南京得知消息后，面沉如水，说了这么一句。可以想象，他很清楚蒋介石正盯着桂系的“把柄”，而胡宗铎这一手，正好给了蒋介石一个漂亮的借口。
南京很快作出反应，指责武汉政治分会无权撤换湖南省主席，构成“叛逆行为”，并在3月20日发表声明，以“讨伐叛军”为名，宣布对桂系用兵。这一声明，就是蒋桂战争全面爆发的官方起点。
从这一刻起，蒋介石已经不准备再与桂系折腾编遣数字，而是要“动真格”的了。
三、掐头又剖腹：白崇禧惊险逃脱与两湖主力崩溃
蒋介石对付桂系，手法很明确：一端是“掐头”，针对李宗仁、白崇禧这样的桂系核心；另一端则是“剖腹”，从中间瓦解他们在两湖的主力。
1929年3月下旬，风暴先从华北刮起。3月22日，蒋介石从南京发出一份电令，直指白崇禧。电文要求驻塘沽、吴淞的海军、海关等各机构务必搜捕白崇禧，如在日轮上发现，拒不接受检查，就“准以击沉”。措辞极为严厉，毫不掩饰杀机。
当时白崇禧在北平任政治分会委员，手中虽有影响，但局势已对桂系极为不利。按说，他可以留在北平负隅顽抗，结果却选择了一条十分狼狈的路——化装出逃。
天津方面的廖磊，受李宗仁嘱托，负责接应白崇禧。李品仙则提供经费，帮忙打点。白崇禧换上便服，戴上眼镜，假装商人，从塘沽登上一艘日本轮船，准备南下。不久，蒋介石一系的人得知消息，派驻沪方面的熊式辉前往吴淞口一线布防，严令搜查一切可疑船只。
这里有个颇具戏剧性的细节：熊式辉曾在北伐时期任白崇禧部下，如今却奉命围堵旧长官。据说他接电后沉默良久，对身边人说了一句：“世事真是说不清。”只不过，军令如山，他也只能照办。
然而，这次大张旗鼓的搜捕，并没有抓到人。日方向白崇禧提供了协助，临时调换船只，让白崇禧避开检查线，最终抵达香港。后来他又辗转去了越南，短暂隐居一段时间。广西这条线，暂时保住了一个“军事大脑”。
与白崇禧的惊险脱身相比，两湖战场就没这么“幸运”了。
蒋介石手里还有一张牌——俞作柏。俞是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，出身桂系，在广西新军中起家，当过南宁分校校长，但与李宗仁、白崇禧关系一直不算融洽。桂系当权后，对他多有压制，他一度被迫退居香港。白崇禧对他的评价很冷淡，用了“好大喜功，贪诈阴险”这样的说法，可见双方积怨不浅。
蒋介石看中的，正是这一点。被桂系冷遇的俞作柏，心中不满，又有保定同学人脉，对桂系旧部颇为了解。蒋介石把他拉出来，答应如果能在两湖策动“反正”，就支持他出任广西省主席。这样的条件，对野心不小的俞作柏，非常有吸引力。
接下来，俞作柏通过旧关系，联系上桂系在两湖的骨干李明瑞、杨腾辉。那时桂系军中元帅级人物夏威病重，指挥链不稳，加上前线对南京中央的态度本来就有分歧，在俞作柏的游说与金钱疏通下，李明瑞、杨腾辉最终在1929年4月前后公开通电“反正”，宣布改奉南京。
此举相当于当着李宗仁的面，把两湖地区的桂系主力，拱手交给了蒋介石。没多久，蒋军顺势进入武汉要地，桂系苦心经营的中部防线一击即破。
从时间线上看：3月20日南京声明，3月22日搜捕白崇禧，3月26日以后撤销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黄绍竑职务并开除党籍，4月5日前后蒋军进占武汉，各个动作紧紧相扣。不得不说，蒋介石“掐头”与“剖腹”的配合，可谓步步紧逼。
而在这一串事件中，俞作柏无疑发挥了“关键一脚”的作用，成功帮蒋瓦解桂系两湖主力，为之后进军广西打开了大门。
四、广西决战：主力崩溃，李宗仁赴港、白崇禧入越
两湖失守后，战局的焦点很快南移到广西。
当时的广西，并不是孤零零的一块地方。张发奎的残部，也与桂系联手组成所谓“张桂联军”。他们依托梧州、南宁等要地，试图构筑一道屏障。黄绍竑作为广西省政府主席、第15军军长，坐镇本土，负起“守家”的责任。
蒋介石则调集多路军队，既有中央嫡系，也有临时整编部队，从广东、湖南、贵州方向同时压向广西。战略意图很明显：先立足已收拢的两湖，再向西南推进，一仗解决桂系残余力量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广西的战局对桂系非常不利。张发奎的部队本就经过多次战败，士气不振，张桂联军在一线几乎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攻。同一时间，内部也出现问题。
吕焕言是一个关键人物。他原是桂系旧将，在广西军界有一定资历。但在大势面前，他选择了向蒋介石“反正”。吕焕言的转向，直接暴露了桂系在广西的部署。李明瑞、杨腾辉等接受南京任命，配合中央军一起向广西腹地推进，梧州很快失守。
战局发展到1929年6月底，桂系在广西的防线已全面崩溃。南宁一线几乎被对方染指，黄绍竑不得不组织撤退。李宗仁自从南京避走上海后，此时也无法再回广西，只能先往香港退一步。白崇禧则从香港继续南下，转往越南，长期居住在法属印度支那一带。
白崇禧在越南期间，有个细节被多次提起：他穿上当地长衫，刻意保持低调生活。黄绍竑从海外给他汇去一万法郎，以供生活周转。这些细节，多少带着一点“狼狈”的味道。北伐名将，一度指挥几十万大军，如今不得不在异国他乡穿长衫、节衣缩食，这种落差相当明显。
到1929年7月左右，俞作柏和李明瑞奉命入南宁，组成新的广西省政权架构。名义上，蒋介石做到了“桂人治桂”——表面看依旧是广西人管理广西；实际则由中央控制财政、军权大脉，用俞作柏这样的“新桂系”人物来取代李宗仁、白崇禧。
从结果来看，这一安排短期内确实起了作用：桂系三巨头被迫下野一个流亡香港，一个退居越南，一个辗转海外，广西局面暂时稳定在俞作柏手中。蒋介石似乎赢得了削桂战役的阶段性胜利。
但遗憾的是，这种胜利基础不牢。俞作柏的根基，并没有扎在桂系军官团里。
五、俞作柏“坐天下”：根基不牢，反成桂系翻盘踏板
蒋介石之所以选俞作柏，有两个考虑：一是出身广西，可以对外宣称“尊重地方”；二是与李宗仁等人关系不和，既能抗桂系旧派，又不至于短时间内坐大。这种安排，从逻辑上看似合理，但忽略了一点——广西军界真正听谁的。
从桂系发展历程看，它的干部群体有明显的团体意识，大多出自旧广西军队与黄埔、保定系统，彼此有“师生”“同乡”“旧部”等复杂纽带。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黄绍竑三人，正是依靠这张关系网掌控广西。而俞作柏虽然也是广西人，也出自保定军校，却因为过去被排挤，一直在核心圈之外。
他接管广西后，采取了两个方向：一方面积极收编桂系残部，成立警备军等部队，任命自己信任的军官，重新划区调防；另一方面，则在政治上试图摆脱对蒋介石的完全依附，谋求更大回旋空间。
有意思的是，俞作柏的目标，不仅是做一个“执行人”，而是想把广西真正握在自己手里。为了增加政治筹码，他开始与汪精卫方面接触。当时汪精卫在香港一线积极联络反蒋力量，俞作柏也在观望中逐渐倾向于“拥汪”。
1929年9月27日，俞作柏公开通电拥护汪精卫，态度偏离了南京中央。这一步棋走出后，等于在蒋介石眼皮底下自立“新旗帜”。蒋自然不可能容忍。
与此同时，俞内部操作也存在明显问题。他收编桂系残部时，多以高官厚禄收买为主，缺乏真正的信任基础。有些原桂系军官表面接受任命，心中却并不服气。再加上俞作柏在军队管理上偏重个人警备力量，组建了六大队警备军，把精锐集中在自己身边，造成基层军官普遍不满。
从客观效果看，这样的安排，很难真正推进“中央化”，反而激化了旧桂系军官与俞作柏之间的矛盾。
蒋介石其实早有警惕，派人密切监视俞作柏在广西的动向，对其拥汪举动十分不满。然而，蒋方暂时还未直接出手，局势却率先在广西内部发生转折。
六、桂系卷土重来：吕杨倒戈，宾阳重聚旧部
俞作柏拥汪的通电一出，广西军中不少人就开始“看风向”。不久，局部反弹出现。
1929年9月3日，吕焕炎率部突然宣布“反正”，公开倒向蒋介石方面，表示反对俞作柏的拥汪立场。这一步棋，让俞在广西的控制力立刻打了折扣。吕焕炎曾在俞的军中担任要职，他的反叛不仅是个人转向，更是俞与桂系旧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爆发。
紧接着，杨腾辉等原在俞麾下的将领，也开始犹豫、摇摆。有的暗通旧桂系残部，有的与黄绍竑秘密联系，寻求新出路。可以说，俞作柏试图把桂系残部“收归己有”的努力，到这时已经难以维系。
更关键的是，桂系三巨头并没有彻底沉沦。黄绍竑从海外回到广西附近活动，在宾阳一带重新聚集旧部。许多尚未被俞牢牢控制的部队，宁愿投靠熟悉的桂系旧领导，也不愿跟着俞这位“新老板”继续折腾。
11月18日前后，黄绍竑实际重返广西腹地，开始整合力量。与此同时，李宗仁、白崇禧也结束了外逃状态，相继返回桂系势力范围内，与黄绍竑会合。俞作柏和李明瑞见大势已去，只能仓促离开，退往香港一带。
从时间线简单梳理：9月初吕焕炎反正，9月下旬俞公开拥汪，10月以后广西内部分裂加剧，11月黄绍竑在宾阳聚众，李宗仁、白崇禧回桂，局面瞬间反转。
从结果来看，蒋介石原本想借俞作柏“替换”桂系，达到削弱地方集团目的，却因俞根基浅、野心大、控制能力弱，反而为桂系卷土重来预留了空间。那些口头上归顺俞作柏的桂系军官，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旧主，说明俞并没能真正接管这个军官团。
如果把1929年广西局势比作一盘棋，蒋介石先用“编遣”逼迫，再用“湘变”做借口，配合俞作柏策反，打得桂系几乎没有还手之力，李宗仁逃港，白崇禧遁越，黄绍竑海外周转，看上去已是彻底败局。谁也没想到，棋盘上那个本该替蒋“稳住残局”的“四号人物”，竟然自身站不稳，最后让桂系找到了回到棋局中心的位置。
至1929年年底，广西军政大权再次回到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黄绍竑三人手中，桂系残部在他们手下被重新整合。蒋桂之间的这场大战，并没有以桂系的终结告终，而是以一次惨败后的“死里逃生”收尾。对桂系来说，这一年既是跌入谷底，也是再次进入全国政治棋盘的起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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